学者观点

何晓斌:构建数字化平台赋能的基层韧性治理体系

社区是我国居民基本的生活和社会组织单元,基层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2021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出台,提出“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的要求。可见,对紧急危机事件和风险的有效应对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人口流动和异地落户的普遍化,社区内部居民群体类型和需求的多样性提升,居民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由此,当前的基层治理既需要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危机,也要及时回应社区内部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这种在危机矛盾面前保持稳定、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治理目标,即为“韧性”。因此,提升基层治理的韧性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基层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上,大数据、算法、平台等各类数字化技术逐渐被引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社区治理的革新产生了重要影响。2021年12月出台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加快社区服务数字化建设”;2022年5月,民政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建设智慧社区平台、拓展智慧社区治理场景”等数字化治理的建议。与线下沟通和传达信息以干部为主体的治理方式相比,数字化技术具有信息传递效率高、流程标准化、资源集成化等功能和特点。数字化技术与基层治理的耦合给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和“韧性”治理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的机遇,构建数字化基层治理体系也成为提升基层社会“韧性”的重要途径。

根据社区特点探索数字化治理途径

在我国,不同的地域、城市和乡村之间在行政和经济资源、社会组织特征、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社会治理要素的构成丰富多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特征的社区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社区,它们基层治理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各有特点,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也各不相同。由此,在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展基层社区治理的各个阶段,应当考虑到这些差异化的制度文化、社会组织形态和群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与不同现实相适应的治理模式。

行政资源的充沛与否是影响数字化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方式的一大因素。在行政资源比较丰富、以自上而下的政府指令作为主要治理方针的社区,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治理的行政效率、进而增强社区应对各类事件和环境的灵活性是主要的方向。笔者在南方某二线城市的调研发现,政府在基层治理的各个层级和环节中引入具有高效率上传下达功能的数字化平台,通过平台将街道的指令下达到各个社区,各个社区在完成任务之后通过平台上传。这一过程相较于口头通知或开会的形式,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并且提升了监督流程的规范性和标准性,将数字化技术与基层社区的行政系统相结合,为行政指令式治理赋能。对于行政资源较为匮乏的社区,比如在偏远的农村社区,政府和基层干部对社区的掌控力较弱,并且受限于地理位置,村庄在危机性事件面前往往应对不力、应急体系脆弱。由此,当地应当采取能够强化村干部对基层的掌控力、发挥村庄乡贤等“能人”治理力量的数字化手段,构建起具有控制力和灵活性的社区治理体系。笔者的调研发现,某数字化平台赋予了村干部这样的权力:将街道下达的各项任务转换成不同数值,分配给分管干部并对完成任务情况进行评分。这种方式强化了村干部对村庄的抓手,进而增强了村庄集中力量应对风险的能力。

社会自组织力量对数字化技术手段的运用方式也有重要影响。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程度比较高、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涉入社区治理较多的地方,如何运用数字化技术协调这些不同治理主体力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笔者在南方某二线城市的调研发现,该城市某街道的数字化平台将社区周围不同的社会组织、民营企业和单位的党组织纳入平台中,构建了一个资源库。当社区面临紧急危机事件时,社区干部可以通过平台高效及时地调动不同组织的优势资源为社区提供服务和帮助;在日常时期,这些组织也能参与到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这既具有“平战结合”的治理效果,更形成了一个以社区党建为中心的兼具控制力和精准性的治理共同体。在社会组织和其他单位参与治理程度较低的社区中,数字化技术应当调动社区原有的自组织。例如楼道长、网格员等,通过这些治理力量来调动基层民众,在危机事件面前提升治理共同体意识。

促进数字化技术和基层治理相结合

数字化技术是基层治理革新的重要动力。为更好地促进数字化技术和基层治理相结合,进而构建基层社区应对不同环境和事件的韧性治理体系,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相比于镇街、区县以及更高层级的政府干部,承担基层社区治理任务的行政人员普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思想偏向传统,对于技术的接受程度和适应能力尚待提升。这对数字化平台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应用和推广形成了一定阻碍,尤其是在某些乡村地区。由此,笔者认为,数字化平台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和推进需要关注到平台使用者的数字素养,通过引入和对接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为这些干部群体提供培训,提升他们的数字化技能,帮助他们树立起数字化意识,从而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奠定基础。

第二,平衡数字化工具的介入尺度。治理的过程与人息息相关,技术的核心也是为人服务。在治理过程中应用数字化工具时,应留意到过度使用给基层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数字化技术可能会导致“事本主义”和统一化的治理方式,忽略不同社区之间的差异性;也可能导致形式主义的行为,弱化干部为居民服务的自发动力。因此,在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的过程中,始终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了解民众的切实需求,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打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社情民意沟通渠道,发挥数字化在精准匹配服务和居民需求上的作用。

第三,推进数字化发展与治理转型协同发展。在当前的基层治理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与治理基础和治理理念存在不匹配的情况,这可能会制约数字化技术发挥其正常功能,或对原有的治理形态产生负面影响。我国的社区类型多样,基层治理数字化的推进应当建立在基层社区不同的组织基础、数字意识和治理形态等基础之上,将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的转型与数字化技术协同推进,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持久的基层韧性治理体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12-13

何晓斌: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社会学系副教授、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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